鲜花带货

我们经历过无法无天的时代，那时没有黑社会，却有手拿《宪法》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家主席。

但是，对于公法人的国家机关来说，他们无须处于市场环境之下，没有竞争和生存压力，无所谓名誉权。政府不享有名誉权，但政府官员享有名誉权，公民不能损害政府官员的名誉，当然，政府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其提起诉讼时，理论上讲应当先证明批评者具有实际恶意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所确立的原则）——必须举证说明被告（媒体）在作出那些具有诽谤和诬蔑的报道时带有事实上的恶意，即媒体在进行有关原告的报道时清楚地知道自己使用的材料或信息是虚假不实的，或对其使用的材料和信息的真伪予以肆无忌惮的无视。

（《新商报》4月21日） 在王帅案中，王帅的帖子没有针对任何一名官员而是批评政府，而诽谤罪，其犯罪对象是针对自然人，因此，警方以诽谤罪对王帅立案师出无名。早在1923年，美国伊利诺斯州法院就驳回芝加哥政府对一媒体的指控时就强调指出：在这个国家没有法院曾经判决甚至暗示过指控政府的诽谤会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一罪名立法依据在于，国家机关没有名誉权，既然没有名誉权，就不存在诽谤的问题，也就不存在用这一罪名治罪。因为，相对于与单个公民而言，掌握了公权力的政府是强大的，它具有很强的媒体公关能力和众多公共资源，可以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对失实的批评进行澄清。一个能容忍公民批评的政府才有可能有为公众谋福利的动力，最终才能获得政府高效运行所必备的公信。

原载《公盟评论》2009年第5期 进入专题： 政府 名誉权（《新商报》4月21日） 在王帅案中，王帅的帖子没有针对任何一名官员而是批评政府，而诽谤罪，其犯罪对象是针对自然人，因此，警方以诽谤罪对王帅立案师出无名。更多外来工不得不选择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家乡。

民生保障不仅仅是解危扶困的问题，它事关社会公正、事关人的生存安全和尊严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是否符合人性的重大问题。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人性化社会，以人为本，应当通过法律制度保障人人皆可享有体面、尊严生活的权利。例如外来工子女受教育权的平等问题。不少当事人宁愿走信访渠道去不断地申诉、上告，也不愿意到法院打官司。

上述问题的存在，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现实条件的制约因素。改革开放30年来，在放松经济管制的同时，我国也在放松对社会的管制，在向着开放、自由方向发展，公民的言论、结社和社会交往都有了更多的自由度。

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最高法院工作报告进行了表决。这些制度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伸张社会正义，化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重大作用。迄今为止，我国还没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法。财产权保护与法治人性化 从人性角度讲，财产是人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保障公民的合法财产是人性的基本需要。

但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歧视行为还普遍存在，目前我国的反歧视立法仍相当简陋，社会反歧视观念比较薄弱，反歧视尚未得到政府的充分重视，政府没有设立专门从事反歧视工作的办事机构或协调机构。留守儿童常年得不到父母的呵护，幼小的心灵被迫在一种扭曲人性的环境中成长。其中最高法院的通过率只有75.34%，明显低于政府工作报告的通过率97.78%。反歧视立法与法治人性化 追求平等、反对歧视是人性的需要，也是文明社会的需要。

社会管制与法治人性化 向往自由是人的本性，而法律正是自由和管制的调整器。任何一种进步事业的发展无一不是从人出发，并服务于人。

为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我国《宪法》、《刑法》、《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法律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的规定，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权利救济与法治人性化 民众有了冤屈，想讨一个公道、要一个说法，是人的本能需求。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法治在人性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民众的自由、安全、平等和人格尊严有了更多的法制保障。我国宪法对言论和结社自由权利作了明确的宣示和肯定，但公开的言论和结社活动更多是受到行政法规甚至更低位阶规范的约束。充分满足民众对权利救济和公平正义的需求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这种状况严重违背人的常理和感情。我国未来的反歧视工作任重道远，相关立法和部署还需要大力推进。因此，保障财产权也是法治人性化的必要内容。

总体上民众和企业负担较重、可支配收入较少，民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最近几年，我国的民生保障立法进步较快，但《社会保险法》尚未出台。

歧视是对部分社会成员人格尊严的粗暴侵害，是人为制造的社会不公，是一种非理性、反人性、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但是，在制度内部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观察，目前我国总体税负偏重，各种收费项目繁多，也对民众私有财产的占有、使用和增长构成了消极影响。每个人的童年、少年都只有一次，我们很难估计社会正在或将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但这种有悖人性的歧视现象还在继续中。

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有司法人员的编制人数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诉讼数量的增长速度，对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不足，司法人员的职业化程度比较低，审判和裁判文书对社会的公开做得还不够，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等等。在某个特定社会领域，究竟应当是自由多一些还是管制多一些？现代社会通常是以尊重人权为基本原则，从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出发，通过民主宪政机制加以确定。2009年春节期间被温家宝总理偶遇的李瑞小朋友，有幸得到了总理和许多人的关怀。只有当公民的生命、健康和人身自由受到法律的尊重和切实保障时，公民的生活才能免于恐惧、获得必要的安全感，才能安居乐业。

2008年受美国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到9%，财政收入却仍然增长19.5%。对很多当事人来说，权利救济、寻求正义的道路仍然相当坎坷。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不断向前发展，这些问题终究应当并且是可以解决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但民生保障问题却越来越突出。

以上所述我国法治人性化进程中存在的六方面问题，我们需要从历史的、全面的和发展的视野来看待。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司法的公正和效率问题。

目前的歧视现象主要发生在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三大领域。整体而言，我国民生保障的层次还比较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制度不够健全，广大农村人口没有被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之中，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依然有待加强。此外，我国还从地方到中央政府设置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信访机制，为权利救济和实现正义提供补充性和兜底性的制度保障。不仅有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这三大诉讼制度，还有行政复议制度、行政申诉、国家赔偿、民事仲裁和人民调解制度。

但与经济的自由、开放相比，我国社会领域的管制仍然相当严格。本文认为，破解以下六大问题，是我国法治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攀升的客观需要。

很多外来务工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其子女也是在当地生活，却因为没有当地户口，无法享受与当地市民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成为二等公民。数字至少表明民众对司法正义的状况不很满意。

以医疗保障为例，问题相当突出。法治的人性化期盼公民在言论和结社方面获得更多的呼吸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