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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党要坚持文明执政、廉洁执政，就必须下决心实行宪制和法治，依靠宪制和法治反腐、通过宪制和法治根治腐败。

Vgl. BVerfGE 5,85. [48] 参见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页。无法获得国家层面的帮助不等于学术活动受到了公权力的侵害和干涉，所以这种差别性措施并不构成对基本权利的限制。

例如人体活体实验、破坏环境与物种的学术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以及其他对他人带来生理、心理上伤害的实验等，这些活动毫无疑问属于学术活动的范畴，落在学术自由的保护范围内，但是由于它们超出了基本权利的行使界限，以侵害他人的基本权利作为行使前提，因而可以受到国家的限制。首先，可以明显看到，这条规定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第一，公民有文化活动的自由。[33]以上这些定义并不试图从实质内容上对学术概念进行界定，仅仅从外观上对学术活动进行了大概描述。[13]换句话说，《宪法》47条的第二句话同样与学术自由相关，并不能仅仅将学术自由的规范依据限制在第一句话中的科学研究。反过来说，只要认定这种活动不属于学术、研究或教学，那么就不是《基本法》学术自由条款的保护对象，可能需要从其他条款（如表达自由）寻找保护依据或根本就不属于宪法保护事项。

例如，某地方政府对下属高校教师制定的工资标准仅等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这样的行为符合明显性标准，有违反宪法规定的嫌疑。[48]这可以说是一种对基本权利的外在制约。在数额上，刑罚和行政处罚的额度应当弥补损害赔偿责任所遗漏的那部分额外社会成本。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10]36号，已废止)，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四)风险领域的社会结构变形与立法结构调整 在社会关系的公私二元格局中，私人风险大多属于私人领域的自治性事务。这固然有助于挖掘各部门法上的风险控制工具，但在部门法的外部关系上，民法、刑法和行政法总体上保持相对封闭的立场，这无助于风险控制工具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参见陆青：《论中国民法中的解法典化现象》，《中外法学》2014年第6期。

尤其是对于法典化程度较高的民法和刑法而言，体系外串联模式可确保部门法像标准化积木一样普遍适用于各行各业。反之，则否认合规抗辩的效力(如水污染领域)。

《德国民法》第823条第2款的公私法接轨功能，参见Willem H.van Boom, Meinhard Lukas and Christa Kissling (ads.), Tort and Regulatory Law, Wien, New York: Springer, 2007, pp.115-119. [40]参见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第2卷，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25—334页。[44]但这两个司法解释一经出台就被刑法学者斥责为刑法适用所从未有过的规则。[59]风险行为需求定理由此成功地将民法、刑法和行政法上的风险控制工具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并形成一个完整且体系化的工具箱。[75]当行为人的责任财产小于预期法律责任数额时，行为人只会根据其财产数额来确定谨慎程度，这样的谨慎程度显然小于社会最优标准，由此将导致威慑不足。

但问题是，价格机制在实施中障碍重重，这些条件根本无法同时满足。[64]参见尼克拉斯·卢曼：《法社会学》，第189—190页。[76]冯亚东：《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在此问题上，有学者干脆主张将财产刑直接剥离出刑法，凡以财产方式能够有效承担的法律责任，则应统统划归行政或民事责任范畴。

至于具体条款的设计，可参照交通安全领域司法解释对威慑补充的规定，[73]以及适用范围更广的赔偿减刑条款。[58]至于法律实施程序的差异，将在追责概率上加以体现。

[13]20世纪后期以来，风险领域的变化呈现出公私交融的趋势，作为回应，风险立法不仅要改变单一的私法自治局面，还要加强与私法的双向互动。其总体合作方案为：在责任威慑机制的实施过程中，将行政管制标准的遵守情况作为风险行为是否具备可归责性的参考因素。

[67]在体系构成上，除了以行业为基础的风险规制法外，行业法还涵盖行业管理法、行业组织法和行业竞争法等。[65]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刑法领域，内置于刑法典中的部门法合作方案常见于风险刑法和行政刑法条款中。但由于公共风险的潜伏性、难识别性和举证难题，市场定价容易出现价格偏低的问题，因而威慑补充机制改由政府定价和政府决策，其威慑程度也改为政府调节。而本文的公共风险特指环境、健康和安全风险。王世洲：《罪与非罪之间的理论与实践》，《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法律适用中应首先适用行业法上的特殊规则，在必要时透过部门法上预留的对外沟通窗口，将特别法规则运送进入相应的部门法中，借助更加完整的部门法体系来实施行业法上的规则。

根据前述三位一体结构，行业法须回应以下问题。而且自由刑还需额外的监狱运行成本，这意味着，在将行为人的财产执行完毕之前就将其投入监狱是低效率的。

风险可识别性的演化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24]参见叶金强：《风险领域理论与侵权法二元归责体系》，《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

公共风险作为社会发展的反向力，对现代社会的挑战属于系统性挑战，法律作为风险控制的重要工具，也必须系统性地加以应对，而不是各自为政。再加上公众非理性的风险认知以及政府对公众关切和社会舆论的回应，直接促成公共风险在当今社会的政治化。

大陆法系法律结构的演化还受到其他外在因素影响，如资产阶级革命、国家实证主义和立法实证主义。[32]这逐步塑造了立法上的思维定式。毕竟，部门法划分的社会基础在今天不但没有消失，而且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至今仍在加深，需要改造的只是在风险领域打破部门法壁垒，构建开放的部门法体系。[23]风险领域理论是关于如何分配无过错致害的理论，其根据弹性标准来判断损害发生在谁的风险领域，以此来分配风险。

[15]参见盖多·卡拉布雷西：《制定法时代的普通法》，周林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这恰似因惧怕雾霾风险而关停工厂一样，现代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也将被拒之门外。

[7]参见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50页。参见孙笑侠：《论行业法》，《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

参见朱岩：《风险社会与现代侵权责任法体系》，《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结构将重新退回到历史上的诸法合体。

外部性是在两个当事人缺乏任何相关的经济交易的情况下，由一个当事人向另一当事人所提供的物品束。此时，立法者可以视情况选择以惩罚性赔偿、罚款、罚金、没收财产、拘留和自由刑等方式来增加威慑，此即威慑补充。[46]于志刚：《关于民事责任能否转换为刑事责任的研讨》，《云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25]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刘国良编译：《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当一般威慑出现实施障碍(例如因损害的潜伏性或损害难以证明而无人起诉时)或者风险行为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一般威慑机制难以将风险行为造成的所有损害都考虑进去，由此将出现威慑不足。[41](2)能够与中国体制融合的部门法协调方案只剩下民法、刑法和行政法之间的水平协调机制，但这离不开事前统一的立法设计与深厚的法教义学积淀。

至于微观制度的改革，需要分门别类地针对具体风险控制工具展开研究，这正是未来有待深化研究的课题。立法者在追求逻辑崇拜的同时也忽视了更重要的整体性政策判断。

熟人内部紧密的社会关系纽带，为识别和防范私人风险奠定了经验基础，例如哪个商号的产品掺假，在熟人社会内部通常属于经验信息，行为人谨慎程度的提高便可有效防控此类风险。退一步讲，即便不同风险领域的部门法合作方案可拥挤地并存于同一部法典中，但由于风险本身的发展变化，臃肿变形的部门法又不得不频繁修订，这不仅损害法典的稳定性，而且将带来高昂的修法成本。